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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临风

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月如钩

 
 
 

日志

 
 

武宗妄议  

2017-05-02 17:39:09|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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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妄议

东门外有个炮房街,炮房街有个盈栋大厦,盈栋大厦是陕西建工招标公司的办公大楼,因为业务原因,最近去了几次盈栋大厦,罔极寺就在盈栋大厦脚下,西南角一隅。

我这人有胡逛的毛病,招标的间隙,就在罔极寺转了一圈。

小小的一个庙门,庙门口有一通石碑,大致能说清楚寺庙的来历风雨。情节大体是这样的。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所立。取名于《诗经》“欲报其德,昊天罔极”之意,称罔极寺。寺最早修建的地点在兴庆宫和大明宫之间的大宁坊东南隅,史书记载:“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

唐开元八年,玄宗命拆兴庆宫和大明宫别殿,对罔极寺进行扩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改罔极寺为"兴唐寺"。唐武宗执政时期,兴道灭佛,寺庙被毁。肃宗即位后重修,又改回到罔极寺。现寺门外左右两侧一对貔貅为唐代石雕原物。

1954年的时候,罔极寺还有68亩面积。人口增加,挤兑庙产,文革破坏,80年代只剩下两亩。后来经多方斗争和争取,现在大约有九亩地。为尼寺。

以前只知道唐朝历史上有一段兴道灭佛的历史,详情不知,今见罔极寺,乃其标本,便想议一议兴道灭佛的始作俑者,他就是唐末的唐武宗李炎。

    武宗上位

武宗是唐朝帝王年表上的一株奇葩。他历史上用的最长的名字是李瀍,只是到死前12天才把名字改成李炎,历史记载里也就李炎了。他是唐朝第十三任皇帝穆宗的儿子,第十四任皇帝敬宗和第十五任皇帝文宗的弟弟,唐朝的第十六任皇帝。他成为皇帝,是因为一个阴差阳错的小插曲弄假成真。他的哥哥文宗皇帝当得窝囊透顶,在位时一直在为立嗣与后宫和大臣们艰苦斗争,临驾崩前被手握重兵的大宦官仇士良使了调包计用了矫诏,而矫诏指向的对象还不是颖王李瀍,而是他的另一个哥哥安王李溶,当接驾的大兵懵懵懂懂晕头转向的时候,李瀍的王妃子用语言征服了大兵,士兵们都以为他们接对了人,当生米做成熟饭,李瀍仓仓促促接了班。

武宗生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按照正常的传位规矩,当皇帝是他连想都不想的事情,他是父亲的第五个儿子,二十七岁之前,他一直兢兢业业做王爷,任凭皇位在父亲穆宗、哥哥敬宗和文宗几个手里转来转去,而他只是尽情地四处观光旅游和关注医学的某个特殊领域——炼丹,过着极为小资的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帝的主子——太监,都没有过分地关注他。在那个谁有才谁倒霉(专指皇帝宗室)的时代,这可是走了狗屎运的大好事。在一次去邯郸自助游的过程中,他偶然结识了一位王姓歌妓,此女不仅艳惊四座,而且歌舞俱佳,让李瀍喜欢得不得了。唐朝是个婚姻世俗观念相对开放的朝代,娶个歌妓下人做王妃没什么丢人的。李瀍当即决定为她赎身,然后带回自己的王府里金屋藏娇。二人婚后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李瀍后来成了唐武宗。

就在他们安享王府生活的时候,大唐帝国的时局却因为立嗣一事而一波三折。当时在位的唐文宗是一位勤劳的皇帝,面对太监干政曾想借助大臣的力量加以铲除,但在甘露之变中遭遇了彻底失败。此后,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完全掌握了唐朝中央大权,在唐文宗面前比亲爹还牛气。唐文宗要权力没权力,要自由没自由,皇帝当得比太监还难受。就拿册立太子这种关乎帝国未来的事来说,唐文宗都难有所作为。最初,唐文宗想立哥哥敬宗之子晋王李普为嗣,可惜这孩子命薄,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五岁夭折。无奈之下,唐文宗转而立自己的儿子鲁王李永做了太子。这时正受宠的杨妃却不满意李永,总是找各种机会想废掉他。众因交织,李永暴毙。杨妃这下高兴了,极力向老公推荐安王李溶。唐文宗这时也在犹豫,宰相李珏这时站出来力劝立唐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经过一番较量,宰相最终战胜了皇妃,李成美顺利成为皇储。

经过前太子李永暴亡的事件后,唐文宗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既然不能把气撒到太监身上,就只能找几个宫女当替罪羊。所谓气上加气,身体吃不消了。他原本计划为李成美举行隆重的行册大礼,没等那天到来,他就一病不起了。弥留之际,唐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另外两个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却另有小算盘,如果陈王登基,那么有拥立之功的就是刘弘逸与李珏,他们二人日后就要坐冷板凳。所以二人置文宗的圣旨于不顾,公开提出以太子年幼多病为由,提出更换皇太子。文宗想争却只剩一口气,宰相李珏反对了半天,手里没有兵权,也只能是动动嘴皮子。兵贵神速,仇士良立即伪造了文宗的诏令,册立安王李溶为皇太弟,派神策军赴十六王宅迎请安王即位。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据《唐阙史》记载,当时安王李溶和颖王李瀍都极受哥哥文宗喜欢,而且都住在王爷区——十六王宅。仇士良派出去的神策军是一帮没文化的粗人,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一大群人匆匆忙忙来到十六王宅时,却连要迎接哪位亲王都没弄清楚,站在门口傻了眼。宫中的仇士良反应还算快,马上派一个信得过的手下追了上去。然而这人是个脑子里明白嘴上讲不明白的大笨蛋,到了王府门口张嘴半天,才傻乎乎地喊出一句“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长于颖王,应该迎接安王李溶。神策军听到后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该接谁。府里面的安王和颖王都听到了外边的喧哗,但是他们在没有最终确定之前都不敢贸然行动。

两个大男人发怵的千钧一发之际,颖王从邯郸带回的王美眉突然发飙。她极其镇定地走出王府,来到满脑子浆糊的神策军官兵面前,用自己美丽的歌喉开始了唐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忽悠:“尔等听着,所谓‘大的’就是颖王殿下李瀍。你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给我看清楚了,颖王殿下身材魁伟,连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看到这帮粗人们有点上钩,王美眉忽悠得更起劲了:“颖王与你们的上司仇公公是生死之交,一起喝过酒。拥立新君可是头等大事,你们可要小心了,出了岔子可是要满门抄斩的!”众人一听,大眼瞪小眼,小眼瞪眯缝眼,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说的是真是假。王美眉毫不含糊,立即转身回府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的李瀍推到众人面前。果然,李瀍高大魁梧,所言不虚。神策军们被彻底忽悠住了,立马拥李瀍上马,护送至少阳院。看到李瀍,仇士良恨不能拿头撞墙。骂了一通后,也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仇士良等人的目的只是立拥戴之功,立谁倒在其次。当然李瀍也是要领他人情的。几天后,唐文宗在众人的期待中,终于驾崩,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会昌法难

武宗死前一年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动了“废佛”事件,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这就是“三武一宗”的第三“武”了。

武宗为什么灭佛,归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其一,经济原因。安史之乱以后,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的破坏大肆扩张领地。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于公元845年 (会昌五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

其二,个人喜好。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宣扬佛、道不能并存。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从会昌二年(842)起,到会昌五年彻底废佛达高潮。

    武宗在位七年,(公元840--------846)从登基不久就开始对佛教下手了,只不过后来愈演愈烈。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朝廷下诏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官办寺院)、兰若(民办寺院)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武宗评述

武宗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武宗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他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其一,政治改革。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 

 其二,肃贪倡廉。廉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严酷刑罚。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

薪俸管理。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离的较远,给他们多加俸禄。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也不及时,观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处,加了俸禄,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臣等商议,希望今日以后,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处,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远贬。”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高薪养廉。又据史载,武宗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时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来自百度)

201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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