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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临风

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月如钩

 
 
 

日志

 
 

三门峡  

2017-03-01 10:54: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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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知道三门峡这个地方,是因为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也就是三门峡水库。进一步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三门峡水库屡屡被诟病。近年来这个地方的名气越来越大,是因为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只的天鹅。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时令已经到了雨水季节,天气骤然热了起来,棉衣穿在身上已经有些燥热,寒假还有几天,有朋友撺掇,那就去三门峡一游吧。

虽然说是跨省旅游,但距离确实不远,大约250公里的样子,沿连霍高速公路一路狂飙,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三门峡大坝。

一、黄河

要说三门峡,必须先说黄河。

历史书上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既是上天的恩赐给这个国度的福祉,也是上帝给这个民族的的惩罚。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查哈西拉山的扎曲、北麓的卡日曲和星宿海西的约古宗列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2443平方公里。列为世界第六大长河,中国第二长河。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丘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每年都会生产差不多十六亿吨泥沙,其中有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形成著名的黄河三角洲,剩下四亿吨经年累月积累在黄河下游,形成冲积平原。

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如入无人之境,汪洋恣肆不可一世,一次次暴虐的洪水成为中华文明无法摆脱的悲情。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共计2500年间,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二、治理黄河

黄河作为一条大河,治理与不治理,它还是横隔在中国的北方,茫茫苍苍的向东奔流而去。而面对它频繁爆发的洪涝灾害,历朝历代负责任的政府,都在想办法治理,而且治黄成败已经成为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

毛主席坐在黄河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眼光深邃而略带忧郁,身边放着一只手杖,这位老人是曾经发过宏愿,要骑着毛驴考察黄河,但是因为国事繁忙,以及各方面的考虑,他不会也不可能在大河上下求索,简单的考察之后他只淡淡而坚定的说了一句,“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伟大领袖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一言既出,全国上下积极动员起来,给黄河想办法。所有的办法当中,解放初期确定了在在黄河的咽喉要道三门峡建立“万里黄河第一坝”。所谓三门,是指“神门”“鬼门”“人门”,相传为大禹治水时两斧头劈出三道门,因其在峡谷当中,所以统称为三门峡。在这里扼住黄河的喉咙,也就扼制了黄河在中下游咨意肆虐的咆哮和泛滥。从1957年开始动工,到1961年第一阶段完工,四年时间,总算扼制住了这条年年咆哮的龙脉主道。但同时也造成了另一幅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生活悲剧。

新中国治理黄河为什么选择在三门峡开刀,有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方面的大体原因。天时有二,一是黄河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了,如前所述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黄河在中下游形成的悬河象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二是一个隐晦而微妙的说法,中国古语说:圣人出,黄河清。据说宋大观元年(1107年)曾经出现过“黄河清”的祥瑞,因为此时中国出了一位圣人-------宋徽宗赵佶。老赵是一位顶尖的书画家,他的瘦金体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皇帝是他的兼职。暗含的意思是今天的领导人还不如封建帝王吗。地利和三门峡的位置和地质条件有关。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概括言之,第一,三门峡谷是黄河中游河道最狭窄的河段,有工程上的便利,便于截流;第二,黄河三门峡谷水流湍急,建坝后容易发电,有经济价值;第三,三门峡谷属石质峡谷,地质条件优越;第四,人门、鬼门、神门三岛属岩石岛结构,可作为坝基,有利于施工导流;第五,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黄河上的最后一道峡谷,拦洪效果最佳;第六,控制流域面积大,能最大限度减轻下游水害。说到人和,首先是当时亲如大哥的苏联的支持,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一·五”期间老大哥重点支持我们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唯一的一项水利工程,从定点、设计到施工老大哥的专家都发表了重要的咨询意见。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新鲜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经过数月考察,只懂工程而不通水文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又一次提出三门峡方案:“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老大哥”一句“免不了”的金口玉言坚定了决策层的信心,也将关中无数芸芸众生打入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由苏联专家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炮制出炉:“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 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翌年,苏联专家将水库的正常水位修改为360米,比原设计的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 333万亩,移民90万。其次是领导层的高度热情。按照老大哥的设计方案,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其功于一役。此外,还有巨大的灌溉、发电和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跟朝思暮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如此令人喜出望外。19557月,全国人大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再次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央集权以及在这种集权下所能动员的全民力量。新中国建设之初,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对于这项全国性的水利工程,国家力量动员了全国成千上万的民工,短短四年之内就修建成了三门峡大坝。我的一位朋友家在遥远的甘肃,他的父亲当年也参加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之争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虽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建成了,但是围绕着这项工程的建设和弃留,在历史上发生了极大的纷争,而且这种争论到今天还在延续当中。

(一)利弊相权,决策搁置

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就收到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这份意见是新中国第一任“黄委会”老大王化云的奏章,他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 防洪为开发目的”。但这个方案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 而舍弃。

(二)权理相论,一人抗争

在三门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有一人是始终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的。这个人叫黄万里,他大名鼎鼎的黄炎培三子,他本人是留洋学成归来的著名水利专家,这个人的特点是敢于直谏,并且“一根筋”愈挫愈勇死不改悔。

    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对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计划,选定在河南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在随后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并没有太多异议,现场只有黄万里否定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重视。19557月《黄河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而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的上书,力陈不能盲目相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1957610日至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而在这次会议上,黄万里仍坚持他之前的观点,全面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反对拦沙放清,反对把下游水灾移到上游。

在黄万里看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携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强制上马,必将淤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他认为自然界的力量肯定比你的水库力量大,自然总是向下,既然它能够造就广大的平原的话,就是把整个西北的黄土高原全都冲刷下来的,所以你是拦不住的。

如果说你要建了一个大坝,截一下这个水流量,就是说黄河在这儿水流变缓,那么渭河的水呢,就一下就冲不出去了,而水面也相对抬高,渭河的水冲不出去,渭河就会加速淤积。

渭河的淤积不仅对上游容易造成巨大的水灾,更是会将两岸农田破坏,在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中,有一位刚刚进入水利行业业的技术员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派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而其余的人则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而70人的会议上,只有黄万里孤身反对建坝。

    眼见三门峡工程上马已成定局,此时的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最后提出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挖,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是在施工时,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堵塞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

黄万里之争,与其说是学理之争,倒不如说是理论与政治之争更为确切,学者的理论在强大的政治风潮之前,显得极其渺小,黄万里在五、六十年代,恰如骑着一匹瘦马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

(三)陕豫论战,利益之争

2003年的一场暴雨,重新引爆了三门峡水库的陕豫之争,这在历史上,已经是n次了。我翻到一份2004年的材料,大抵可以说清脉络。

据史载,历史上的黄河灾害涉及关中平原的记录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可以说,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则意味着灾难。

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千里黄泛区,曾使这个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灭顶之灾,以至于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终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作为世界著名悬河,黄河平滩水位比两岸地区平均高出46米,多的达10米以上,没有人敢想象大堤决口的情景。黄河水面比开封的宋代铁塔还要高。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在“一家救万家”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

     1969年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进行改建。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

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陕西许多干部和一些知名水利专家认为,渭河“小水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建议废弃三门峡水库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2004,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期间,陕西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

    对此,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避免,将产生新的矛盾……”随后,2004917日,三门峡市也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请示的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四) 其他争论,众说纷纭

早在2003洪灾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开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原型试验,以验证三门峡水库运行水位与潼关高程升高的关系。200211月,水利部、黄委会在郑州召开协调会,决定三门峡水库进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运行试验,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两米,试验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得出试验结果表明,三门峡水库对潼关高程没有影响。此后原型试验没有停止,三门峡水库2004年仍实行了汛期敞泄的运行方式。

三门峡争端一直以来技术专家处于重要地位。黄万里与温善章是最初的反对者。在最新一轮争议中,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水利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扮演着议题挑起者角色。水利专家分成了维持派和废止派两个阵营,争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争论焦点始终围绕着泥沙、潼关高程、三门峡大坝这些关键词。

而在200310月,国家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黄委会防汛办有关负责人说:“废掉三门峡水库绝非明智之举。”三门峡水库防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库设计要求,只有当位于河南境内的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四库联调”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二是当黄河下游发生严重凌情时,需要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联合控制,三门峡水库需要滞蓄20亿立方米的水量。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曾撰文说,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

四、三门峡之实践

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 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

为此,19622月,水电部将原来的“蓄水拦沙”运用方式改为“滞洪排沙”,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但潼关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周恩来指出: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1964125日~1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

三门峡建设蓄水是分期蓄水的,实际蓄水到340米就由于翘尾巴式的严重淤积的问题直接威胁渭南地区,而不得不停止高水位运用,实际运用水位不超过335米。但是低水位下,枢纽的泄水能力不能达到设计要求,不得不两次改建。

三门峡的淤积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泥沙淤积损失库容,而是黄河在进入水库后流速变慢,泥沙以三角洲的形式淤积在库尾。但是三门峡的库尾也是渭河汇入黄河的地方,淤积的三角洲把渭河河口给堵死了,甚至在黄河洪峰过境的时候泥沙倒灌进渭河。即使后来降低水位运用,这个三角洲依然存在(潼关高程不降低和降低很少),渭河的河床比降也没能恢复,造成渭河下游一系列问题。

三门峡水库历史上有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库原先的蓄水位因为库尾淤积问题而不能达到,但是水库原先设计在比设计水位低时的泄洪能力不够,来洪水之后,水库的蓄水位会上升,库尾依然淤积。第一次改建,也就是二洞四管工程加大了枢纽低水位的泄洪能力;但是第一次改建没有解决水库排沙的问题,第二次改建打开导流底孔后才解决了排沙问题,但泥沙磨蚀设备的问题则一直到90年代才解决,通过冲刷稍微降低了潼关高程两米左右,但是8090年代黄河枯水又淤积回去了。而三门峡的改建和蓄清排浑运用也确实是有效的,三门峡水库改建之后,其水库剩余库容得到有效的保持,仍然能起到一定的防洪的作用。

总结各个方面的资料,大致可以得出结论,三门峡的失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水库库尾泥沙淤积,造成渭河入黄河部分抬高(甚至泥沙倒灌),渭河下游洪患严重、土地盐渍化,不得不降低蓄水位运行,并按蓄清排浑运用;

二是水库由于控制淹没损失一再缩小设计蓄水位,又在泥沙严重淤积后严重损失库容,不能满足黄河洪水控制的规划要求(续建小浪底的原因),水利枢纽由于降低蓄水位运用和反复改建浪费大量投资,发电效益因水头降低和泥沙磨蚀大减。

三是移民和移民回迁问题。三门峡移民因水库降低水位运用而大量回迁,但由于土地归属等问题长期无法良好安置,渭南因洪水、渭河尾闾迁移和土地盐渍化也产生了大量新移民。移民安置问题至21世纪初才基本解决。

三门峡的主要成功有两个方面:

1:基本控制下游洪患,自工程建设完成至小浪底建成前约40多年,拦蓄一万方/秒流量以上洪峰6次,黄河下游大堤未曾决口。与小浪底、故县、陆浑水库联合调度可抵御黄河下游千年一遇洪水。

2:为多泥沙河流的水利枢纽建设、水库调度运用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高泥沙河流的水沙规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型水电工程,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才。

五、三门峡之思考

(一)以邻为壑还是顾全大局

陕西省是三门峡水库最大受害者。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陕西省的一份报告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问题在于,河南等省受益,是建立在陕西人遭难基础上的。陕西人的牺牲谁来补偿。有宪法学者指出,处理三门峡这样的省际争端,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机制。当前主导的思维,仍然是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应依据科学来决策。然而豫陕两省日益激烈的争端,显然已经上升到了权益问题。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益补偿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权益,这需要司法裁决。

(二)利益考量还是综合考虑

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陕西省前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安启元,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每次渭河发大水,他都要去灾区,“我发现,关中最穷的地方是在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三门峡水库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今年119日,在陕西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安启元专门约见新闻媒体,宣布《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已经通过国务院审查及批复,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中央财政投入229亿治理渭河,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三门峡市当局所提及的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也反复提到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库,该市将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

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与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议案,措辞有所不同,河南的议案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裁决,陕西省提交的议案则为提请解决渭河水患的诉求,前者侧重程序,后者侧重实体。

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三门峡水库的历史争议资料中表明,历次争论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如一份资料显示,1957610日至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北京、天津、武汉等高等学校的专家共70人。而2003年会诊三门峡的郑州会议上,仍然为“30多名水利专家会聚郑州,对三门峡水库的利弊问题展开讨论”。

2017-2-28(注:这篇文章,自己撰写的的少,大多为剽窃粘贴。对原文作者,表示感谢。开始是想将其写成一篇游记或者散文的,最终变成了四不像的东西,但是既然开了头,就将它弄完,也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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