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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临风

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月如钩

 
 
 

日志

 
 

流 年 逝 水 小说连载(八十二)  

2007-11-23 23:06:49|  分类: 我的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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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终于,写完了这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我把所有的稿子都拿出来,码在桌子上,竟然接近一尺高。

我伏在这沓厚厚的稿纸上面,鼻子酸酸的,眼睛有些湿润。

妻子拉响了呼噜噜的鼾声做着她的美梦,她只知道我在做小说,做的什么、做的怎样一直无暇问及,我写作的先期,她在一家私立中校当校长,后来又回单位去上班,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虽说术业有专攻学问有所长,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文学是所有文化人的精神家园。直到有一天她在餐桌上发现了某一章的打印稿,无意中翻开看了看,竟被那里边的情节和文字深深地吸引而忘食,阅后啧啧赞叹。女儿在另一间屋子发出均匀纤细的呼吸声,她是我的知音,我每作完一章,她都要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次的评价都是“挺好的”,我的小说作了两年,她也从小学四年级上到毕业,但评价始终没有变化过。被女儿欣赏的父亲是幸福的。

这部小说是一九九八年春天开始做的,到暑假结束时做了七十四章。写到一半时,大有写不下去之势,但却生发出很多感触。

我是个极其平凡的笨人,只能谈得上是个文学爱好者,却极不自量力地承担了这样一部跨越十年的文学创作题裁。

这十年是指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十年,只所以要选择这十年,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对这十年的生活的熟悉,另外,这十年,也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是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大放异彩的十年。

每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都会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不敢试图写出最优秀的作品,却想尽己所能,尽可能多的、准确地反映出这十年间青年一代——主要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后青年期——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四、五岁的生活,期间包含观念上痛苦的嬗变、经济上艰辛的创业、政治上蜕变的成熟,爱情及家庭上曲折的幸福和辛酸……

素材是随时积累的,也可以说,是同步积累的,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要写,如果哪一天实在平淡无奇,也要写上今日睡眠一天或今日无事的字样,不致使每一日空白。但真正做起文来,却显得过去很多素材的冗累和不足。冗累的当然可以舍掉,但不足的却要想办法弥补,在一种创作热情的冲动下,想停下来专门补充某一段素材——尤其是社会大背景的精心描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它撒下不管——好在那一段的心境和事情是清楚的,待到写完之后再专门查阅资料,补充背景描写。

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有时熟悉到了跳不出真实的圈子,当然,这也只能说明我还没有从生活中解脱出来,而囿于生活。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担任着陕西经贸学院南区办公室的副主任(主持工作)——一个可有可无但必须去上班的角色,因此,我的写作只能在夜间进行。

我曾对许多人说过我是个俗人,不能超脱生活。还曾经对所谓的“官”看得很重,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长时间的青春,当青年即将不再的时候,我把青春的最后一年时间用来写这本书。我没有进行过大的文学创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文坛上,几乎没有朋友,连我的熟人和同事,几乎都不可能想到我在进行这样一部耗时巨大的也许是徒劳的创作,我实际上是把有限的青年时光押在了这个毫无把握的赌场上,下了一个赌注,而一开始就感到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性,同事和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忙忙碌碌的行政干部和吃粉笔末的教书匠,每天不亦乐乎地在办公室来往穿梭和写几篇没有什么大创见的学术论文。

我不大关心文学上的这个流派或那个流派,我只是根据我的感受在创作,而我坚信,我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无论文坛如何变化,我想文以载道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路子不会走错。

定下了基本调子,没有过多的思考就开始创作了,而创作的前期是相当顺利的,到了中期就逾见艰难。

我每天除上班之外还发财之心不死,生活迫使我这样做,为了得到一套像样的住房,需要十万块钱,还有孩子上学,我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去炒股票,但是越炒钱越少,总是久等不涨就割肉,而割肉之后却又涨了;我还来往穿梭在同事、朋友、熟人之间,随时准备搁下心爱的文学创作而去投入商人的行列,但总是找不到一种合适的事情,在毫不见效的空谈中,荒费了许多时光。

每天晚上照例看电视,新闻联播必看不可,之后是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的电视剧,完了是中央八套的电视连续剧,常常进入创作境界已是十一时多了。我给自己规定了个制度,不写则已,一旦拿起笔来,每天晚上是不能少于五千字的。这五千字熬下来,往往就是次日凌晨四、五点钟了。

我脱不开尘世。写作基本上是在家里完成的。我现在居住的是个号称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妻和女儿睡在大房子里,我在小房子里笔耕,借着那劣质纸烟熏出一段又一段文字来;有段时间母亲来看她的宝贝孙女,我的书房就设在了客厅,通夜照的两个房子里的人都睡不踏实。当然,母亲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创造了许多便利,解决的最大问题便是吃饭的按时的可口,我曾在一篇短文里描述过这种情景,那篇短文的题目是《母亲回去了》。我也曾像那些作家一样在外边找了个房子写作,但总共只用了三、四次,因为那里生活问题难以解决,当然也可以在食堂或街上吃,但我怕花钱多。纸烟只抽劣质的,我没有成绩,不敢享受优质的纸烟。但伙食不能太差。

每天晚上写到一、二点钟,肚子饿的咕咕乱叫,象猫抓一般,去灶房里拿一个冷馍来大口咥了,夜半吃冷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蒸馍要半干的,筋筋的,吃上真很带劲,对于锻炼口腔的肌肉乃至于腮帮子绝对有大益处的,吃完了喝两口开水,惬意极了。

我不喝茶,要么是白开水,要么是咖啡,咖啡一定要冲得很浓,浓到很苦,然后一口气饮下,没有呷的习惯,如牛饮一般,为的是怕咖啡冷了不好喝。

妻给我很大的方便,便是允许我睡懒觉,同时也挤占了许多上午上班的时间。我有自己的想法,不管写作多忙多累,每天的睡眠不能少于八个小时,除过犯困不说,关键是怕糟蹋身体,三十五岁,已经到了该爱护自己身体的时候了。陕西文学界已有了很多遗憾,我可不愿“出师未捷身先卒”啊!

不是每天都写,但从来不敢懈怠。如果第二天上午有课,今晚就不写,九八年前半年,每周有两次这样的机会,每天上午四节课,能挣回来一袋白面;另外,我正在上省委党校的在职研究生,每周还要上一天的课。有时实在写不下去,我也不强迫自己,而改为看书。

创作过程中,有两套书始终放在手边,一套五卷本的《路遥文集》,一本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两套书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每看一遍,都收获启发很大。陈忠实我不认识,路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们曾经有过一张合影,那是我虚荣心膨胀之时跟他照的,据说我们那次照完相后他再未照过相。那是一九九二年《作家、编辑、大学生纪念毛主席在廷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我当时利用校团委书记的身份给这次会议提供了地主之便。作家白草根给我拿来一本陈忠实的《告别白鸽》我也看了许多遍,这两个人是陕西作家的骄傲,他们分获第三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他们的书,如同与之交谈,自感没有他们站的那么高,也没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底蕴,仰着头看他们,低下头来向他们学习。

我耐得寂寞,下得苦功,但耐不住贫困。于是在一边写作的同时,还在积极关注和实践着挣钱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不如我的同学作家白草根,因为没钱,他两次放弃了集资盖房的机会。

过去老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事情一件件地去干,等利利落落地解决了这件事再干另一件事。而实际也没有这样做,比如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当时我在学生处、团委工作)我还担任着教课任务,既提了职务也评了职称,同时也把妻子从外地调到了西安,同时还写了不少的论文。但是这种思想却害人不浅。比如我的写作计划就推迟了很多年,我想先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接下来再谈写作。

大约是在经历了传销这个资本主义在中国嫁接下的怪胎之后,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开始一手抓经济问题,另一只手腾出来搞创作,发现它们竟也能和谐起来。当然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创作的速度和连贯性。一个人的能量往往是巨大的,当他同时开始搞几项工作时,很有可能这几件事情同时都能出成绩,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已不允许你放下一宗事情而专心专意去搞另一宗事情。当然,这两件事情都不能是十分着急的。

九八年暑假我曾经在白水县写作过一段时间,起因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邀请我到他任民办教师的一个乡办中学去创作,尤其强调了那里的宁静,我带了足够的纸张和油笔去了,发现那确实是一个作文的好地方,远离村庄的沟畔就一所孤零零的学校,假期学校死一般的寂静,诺大的院子只有一个老头在看门,白天还不在校,空气非常清新,可惜的是,吃饭问题无法解决。当我准备返回城市与热魔继续斗争的时候,表弟高永刚留住了我。他们夫妻在白水县职业中专工作,他经营着这个学校的浴室,浴室旁边有一间才分给他们的房子,他给我借了一张折叠式的圆饭桌,我就坐在床沿就着饭桌开始了我的工作。

空气十分清新,房前屋后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早晚分明,气候宜人,晚上须得盖毛巾被才能入睡,蚊子有灭害灵对付。假期里学校本身人少,那一排作灶房、澡堂、车库的房子更是少有人来,我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编排我的故事。

十分感谢表弟夫妇对我生活的关照。我依然保持着昼伏夜作的习惯,他们也因我的习惯改变了作息时间。我每天早上睡到十点多钟起床,洗漱之后,就到他们家去吃饭,饭后看一会书,听听广播(没有报纸),两点多正热的时候接着睡觉,五点多钟吃饭,饭后闲聊一会儿出去散步,在满是苹果树的田梗、小路上呼吸新鲜空气,偶尔也到附近的村庄和村头的老人聊天,这中间,还真为表弟的浴室打听出来几个有用的信息。回去后就就开始写作、思考,晚上十点吧,表弟会来叫我喝汤,实际是软溜溜的蒸馍和熬得很粘的包谷糁(我至今对这种稀饭情有独钟!),大约十二点,我到了这一天的创作高峰,有天竟然写了一万多字。

安宁的日子过了十多天,当我带的咖啡喝完时,就有人打探着了地方找上门来,叫我帮助着解决诉讼问题,因为我有好几个熟人在那里的法院当领导,叫我帮忙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这都是些推不掉的关系,打了很多短途、长途的电话,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得回到城市里去解决,我就又回到了西安这座纷乱的城市。

事实上,回到城市之后,我的创作就停止了,中间过去了一年半时间,一个字也没有写。曾有几次拿起笔来,就是进入不了创作状态,不知该怎么写,该写什么。

给朋友把事情忙完就开学了。这个学期课特别多,几乎天天有课,连星期天也安排得满满的。我开了两门新课,备课的任务量很大,又不愿去凑合了哄人,况且还要上班。

半年下来,我得了一种内分泌柔乱的病。体重下降很多,过完年就去住院调理,所幸很快恢复,但心里却留下了阴影,不愿再去为创作挣命。这半年,什么正经事也没有干,六月份,心里又潮起来一股挣钱的欲望,就去了一个私人开办的社会调查机构,在合作的名义下干了三个月,最后空赔了许多摩托车的加油费、手机电话费之外,和老板吵了一架就回来了。我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最见不得那种云山雾罩、空里来雾里去的谎言勾当。

又是上课,挣钱。小说中的人物时时刻刻还在提醒着我,但我却无遐东顾,当务之急,钱比一切都重要。单位98年底分了一套房子,买房、装修欠了帐,女儿要上初中,我们想上的那所中学要一万五千元的赞助费。但是善良的愿望不一定能结出善果来,给两家私人单位跑赞助、搞策划、搞宣传,不但未挣到钱,反倒把自己套了进去,长篇大论的宣传报道在报纸上登出来了,但老板却迟迟不付费用。有朋友讥我,干的都是些“掮竹竿撵船”的事,“把桶下到人家井里去了。”最后的结论是,上课挣钱最保险,不需投入,付出劳动即可获得,很少有学校欠老师工资不给的。当然,这样永远也发不了大财。

也曾操作过一些文化项目,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又一年过去了,钱没挣着,书也没有写成。痛定思痛,年岁一天天在恐惧中增大,再耽搁不起了,赖以立身安命的事情还要寻找,但还是尽快把这本书写完。

把自己在家里关了一星期,完成了最后剩下的六章和这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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